反腐重在改革体制(3)

最近，习近平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可谓抓住了反腐的“七寸”。问题是，如何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呢?从国际经验来看，主要方法包括：(1)权力制衡。早在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中就说：“权力过分集中，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2)司法独立。法治的精髓就在于约束公权力。一个社会如果实现了司法独立，就意味着政府权力被关进了“法律的笼子”里，而人们在重庆事件中看到的却是少数人可以轻易地把法律变成“党同伐异”的个人工具和玩物。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真正的法治，权力就可能把百姓关进笼子里。

4. 充分的社会监督

社会监督是约束公权力的终极力量，也是其他反腐机制赖以生效的前提。离开充分的社会监督，再好的制度设计最终也会变样走形;离开社会监督，再惊人的腐败案件，最终也会不了了之。人人皆知香港廉政公署，其实比公署更有力量的是媒体。是媒体发现，特首候选人唐英年违规兴建地下室;是媒体发现，唐英年婚外情;是媒体发现，特首曾荫权出访房费超标;是媒体发现，现任特首梁振英山顶物业违规改建。而且特首没有关闭媒体、查处媒体负责人，而是自己哽咽道歉。即使在内地，近期网络反腐、微博反腐的巨大威力说明，社会监督才是反腐的天罗地网，关键是执政者有没有接受监督的政治勇气。

其实，扩大社会监督，也是化解既得利益阻挠的有效方法。许小年教授说：“政府自己改自己非常难。必须意识到这次改革和三十多年前大不一样：离开民众的参与，将一事无成，没办法克服既得利益。媒体开放是民众参与改革最直接渠道。”

5. 有条件的特赦

推进反腐的制度改革，最大问题在于会遭遇官员阶层的竭力阻挠，在贪腐普遍化的社会更是如此。一方面，官员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另一方面，即便愿意放弃权力“重新做人”，也会担心日后遭到清算。在这样的情形下，以特赦换取官员支持改革是“次优解”。20世纪70年代前贪腐在香港非常普遍，大到小贩营生，小到医院护工帮忙，贿赂成了生活一部分。1977年香港廉署逮捕260名警员，导致数千名警员游行，其中一些人袭击廉署总部。因担心香港陷入无政府状态，港督颁布部分特赦令，对1977年1月1日前除极重大案件外的贪污停止追究。

在内地推进改革，可以借鉴香港经验，但是有两个前提：第一，特赦之后建立的体制必须的确能够实现“浴火重生”。否则，如果特赦之后无法消除贪腐的制度基础，这样的特赦就没有任何意义。第二，只有在指定期限内主动上缴受贿所得的官员，才能得到赦免。如果满足不了这两个前提，就不会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在政治上是一招险棋。

四、领导力是关键

反腐，最忌讳的是“选择性反腐”。一方面，选择性反腐最终难免会沦落成为权争的工具，失去应有的威慑力;另一方面，选择性反腐也会失去其“公平性和正义性”，从而难以获得充分的社会支持。最近，习近平提出“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就是要杜绝选择性反腐。

反腐改革，其成效端赖于领导力。而领导力的本质就是以身作则、勇于牺牲、不怕风险。

1948年，为挽救岌岌可危的国民党政权，蒋经国来到上海“打虎”，并庄严誓师。扬子公司董事长孔令侃(孔祥熙和宋霭龄的长子)被举报。蒋经国下令搜查扬子。孔令侃向宋美龄哭诉。宋把蒋经国、孔令侃约到一起，大吵一场。蒋介石在北平主持军事会议，被夫人紧急电召连夜赶回。他将蒋经国痛骂一通。蒋经国十分消沉地说：忠孝不能两全啊。打虎行动戛然终结，市场信心瞬间崩溃。蒋经国天天喝酒，以至于狂哭狂笑。历史殷鉴，必须铭记。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刘胜军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