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些年,随着入学难、择校热问题逐年突出,共建生问题被公众广为诟病。
“共建生问题的关键是一种既得利益,部委机关很多是参与教育发展决策的机构,而在决策的过程中,相关部门会朝着有利于部门利益的方向去决策。这样一来,决策成为特权参与决策,而不是从教育公平的角度决策,所以不会取消共建。这样一来,在特权制造的既得利益,无法推动教育公平。”熊丙奇说。
实际上,择校问题主要出现在幼升小、小升初阶段,而共建则是择校的一种方式。熊丙奇认为,教育部此次强调免试就近入学,是重申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的规定,但前提是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否则结果还是会导致择校现象的“暗流涌动”。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随着共建需求激增,北京共建招生模式已经从此前的免试演变为通过考试筛选,淘汰率甚至达到50%。
在北京,人大附中、师大二附中、四中、黄城根小学、实验二小、中关村二小、人大附小等都是国家部委、大型国企央企争相共建的热门“牛校“。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各学校在共建生招生上,更趋向压缩招生名额,招收收益大的学生,减少招收共建生对学校的影响。
推进教育放权改革
“严格地说,共建、择校不只是教育问题,而是权利不平等,纵向阶差在教育上的反映,单靠教育部门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都在体系范围内,不可能自己改变自己。”
储朝晖认为,共建问题的愈演愈烈,也与我国教育经费长期投入不足有关。“校办产业、合作办学,都是为了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所以教育行政部门,长期以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扩大教育资源的同时,也在扩大学校之间的差距,导致整体教育资源更加不均衡,择校更加严重,学区房价格越来越高,家庭为择校支付的成本越来越高。”储朝晖说。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指标是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础线。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要达到4%。但由于我国GDP增长迅速、财政收入占GDP较低等多种原因,这一目标多年未实现。
直到今年年初,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指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而此前的2010年,这一数字仅为3.66%。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恰恰需要监督政府部门保证义务教育的投入,这就要改革政府部门对教育资源配置的方式。国外有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制定教育拨款的预算,并监督预算执行、落实,但我们国家是没有的。”熊丙奇说。
“严格地说,共建、择校不只是教育问题,而是权利不平等,纵向阶差在教育上的反映,单靠教育部门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都在体系范围内,不可能自己改变自己。”储朝晖说。
他认为,“共建生”存在的基础,也就是社会中存在的纵横壁垒,具体而言有两个:一是社会层级存在,导致纵向权利不平等;二是学校之间存在质量差异,或政府对不同学校的政策、投入存在差异,把学校分为三六九等。
“如果学校间是平等均衡的,谁还需要掏钱‘共建’呢?如果社会上不存在特权,谁又能要人家与你‘共建’呢?往往这两个基础相互共生,权利的不平等导致校际伦理丧失,学校之间既不平等又难以均衡,共建这种形式才会愈演愈烈。”储朝晖说。
责任编辑:乔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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