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避免,“凄惨的事情”发生了。查出窃听器一周后,他的一名朋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主任),因涉嫌受贿,被双规了。
在齐红的描述中,这位主任讲原则,待人和气,厌恶亏欠他人,是吃顿饭都要抢着买单那种人。他提出帮他检查检查。因为,“他在工作中不容易跟坏势力同流合污,又处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很多势力包括他的上级很难通过他来获得更多利益”。
当时,齐红就对他说,你很容易被看作危险的异己分子,一块利益集团的绊脚石。对于这一警告,“主任”只是再次强调“原则”的重要性。
然而,与这反应不相匹配的是,当看到齐红从办公室的台灯揪出窃听器后,他陷入了沉默。
“不是愤怒而是沉默,”齐红用尽管看透世事依然失落但其实也没什么的口吻。他曾反复琢磨其中意味,直到再次见到了他。
那时“主任”已经在监狱了。“只收过一次钱,就出事了!”他愤怒又哀怨地断定,窃听是一个预谋,行贿是一个陷阱,为的就是除掉他!
一切都已不可挽回。齐红说,那次见面,他得知,仅在拆出窃听器一周后“主任”就出事了。他还说主任之所以受贿,是因顶不住压力,是因他意识到一直都没与局长一致,而惟有一致,才能让上面和下面的人顺畅地“办事”。因而“主任”后悔了。并不是后悔受贿,而是“与其这样,还不如早早堕落,和他们一块。这样能不能查出我还很难说,因为大家都会互相掩盖”,他说。
齐红曾为此感慨良久,随后他发现,“主任”并不是孤岛,他眼中的正直人——一名大学校长,也被安上窃听器了。在他那些愁苦的案例中,校长是惟一保持冷静的人(但齐红又怀疑也许是演技太好)。校长只笑笑说,谁能对我这样呢?是党在考验我吗?还是单位其他的同事在观察我呢?
“谁对他使用这些东西?意图是什么?如果这样的一个人被搞掉了,另一帮人上来了,这个单位会是什么样?在我们官场互相斗争当中,这样的手段扩大化以后,会普遍引起官员们一种怎样的心态?是能约束住他们做事,还是使他们更加狡猾?如果它们来自官场的恶势力,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齐红的思考还未找到答案,他又发现,窃听或是偷拍并不一定来自对手或是“恶势力”。 即便踏在同一条船上,他们也要接受来自同伴的考验,以确保共同利益的安全与稳固。
“被查出设备后,他们要第一时间排查是不是纪委所为,并通知同伴以寻求共同的安全和保护”,齐红说。他将提到的这名官员,也像大部分人的反应那样,在查出窃听器后,尽可能冷静地分析自己的利益链条,往各种渠道确定威胁的来源。
“就像做错事害怕受罚的小孩需要去讨好。他当即变得谦虚起来。”经过一番讨论和缜密调查,这名当事人确定窃听器来自“防患于未然”的同僚们,最终加强了“忠诚意识”,巩固了联盟。
“没事,自己人,”再次和齐红见面时,这名官员已恢复正常,大家又嘻嘻哈哈地吃饭。
无论如何,总得为自己辩护一番。他们大多诉诸身不由己的浮沉感。齐红举例说,言辞大致是这样的——
“像我这样的人,在工作中绝对没有重大问题,但是你说,小小的问题怎么可能没有?“现在的工作哪能那么严格呢?人家送了点礼,过生日送了点钱,你说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像焦裕禄同志一样拒绝呢?这是不行的。要是这样做的话很有可能影响你的工作。只能说,这是一种必要的交往、一种交流,现在的情形下,要是不这样就没法工作了吧?”
应对之道
大多数时候,他们会积极寻求应对的方案。齐红由此见识人性的丰富多彩——有人终止了地下生活,更加认真工作;有人小心翼翼,加强信息保护;有人要求给对手反装窃听监视器;有人意识到结成联盟寻求庇护的重要性;有人想到“分权”以壮大自己人马;有人则想到,不如为自己找一个“代理人”……
饭桌上,齐红听到一名局长说:“现在嫉妒心这么重,又安窃听器,又装偷拍机,说不定我上下班就有人跟踪;我躺在床上,说不定就有一个人的眼睛在我头上看来看去。干脆这样,我也不掌权了。但是你说,我当局长,辞职也不实际,还涉及到整体利益,还有上级安排的问题呢,不是那么简单的。那怎么办呢?为了减少嫉妒、减少别人的攻击,我把权分了,就没人恨我了。”
“这不过是自我掩饰”,齐红说,饭桌上的人都听出了怨言,“没有权力,还怎么腐败?”
随着检测的深入,他开始对这一切习以为常。重新建立是非标准,用以区分人群。
他说,对于“明显的坏蛋”,他会坚决拒绝帮其检测的要求,虽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有一次,他帮一个官员在车里查出窃听器后,对方不愿接受事实,当场争辩说: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不可能安装在我这的,因为我从来不说任何违反党的要求的话。
“你能做到吗?你别狂,我会让你不再这样说话。”齐红和他争执起来。
“你要使用窃听器吗?”他反问。
“我不用这么初级的办法。哪天我把你在某种场合私密环境下说的话拿出来给你听。但是你绝对不允许告我,咱俩签一个协议,敢不敢试一试?”
齐红看他转着眼珠沉默了,便接着说:“你不知道的事太多了,在这方面我比你知道得更多,就像党内的事我不如你,其它的事你不如我。”听罢,这名“优秀”官员哈哈笑起来,称自己在开玩笑。
另一名局长则在看到拆出来的窃听器后,轻松地指出——那是我妻子装的。“他觉得自己在单位太受欢迎,不会有人监督他的,因为全单位都被他带动起来搞腐败,每个员工都得到很多好处”。
齐红提醒他,国家还是有法律的。
“我在我们单位,就我说了算!我说的就是规章制度!”
这些时候,齐红总会感到一种厌恶感在迅速蔓延。慢慢地,他发现自己对这件事完全丧失了兴趣。他曾对朋友们努力分析窃听偷拍现象背后的原因,也曾希望通过检测窃听器,起到提醒并让其悬崖勒马的作用。但他等不及看到效果了。当有人劝他将此发展为职业,他选择了远离,将器材都送给了别人。
“这是一桩很可笑的事情。可笑的工作我不愿再做了。但我很高兴曾看到这些官员各种痛苦惊恐的反应。无需深究,那些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齐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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