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的十年：我不喜欢人民币先生这个称呼(2)

最佳行长

除了汇率改革，周小川这位网球水平不低的、学术功底深厚的行长，随后又主动击出了多记漂亮的“球”。

周小川精通英语，有许多学术论文发表在国外的学术刊物上，国外会议上的英文演讲也能使其更好地进行国际交流。而最引人瞩目的是在2009年3月提出以特别提款权(SDR)取代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建议。

“在2009年4月伦敦G20峰会前，我国正在准备，一方面我们力求客观地分析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背景；另一方面也感到应防止把金融危机的原因指向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国家。因此，领导人责成财政部和人民银行，要在G20峰会前发出一点声音。为此，在伦敦峰会前一周，人民银行网站连续刊登了4篇文章。”周小川在新书里披露说。

2009年3月23日，央行在其网站的醒目位置发表了周小川的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中英文稿）》，他建议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西方媒体大多认为，这是对美元霸主地位的反击。

随后，《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关于改变宏观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几点认识》三篇文章接踵而至，国际反响热烈。

而在当年12月，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杂志选出本年度100名思想者,周小川因为“警醒国际不应再倚赖美元”列第9名。杂志评论说，周小川在今年3月大胆提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取代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加上他对美国经济政策的批评，显示中国政府对自身经济方针信心日增。

2011年周小川满载而归，国际金融领域权威杂志《欧洲货币》把2011年度全球最佳央行行长授予了周小川。《福布斯》一年一度的全球权势人物榜中，周小川排在全球权势人物榜第15位。

可惜的是，《环球金融(GlobalFinance)》评出的2012年全球十大央行行长，周小川未能入选，他的评定级别为“B-”，比2011年降了半级。当然，全球最具影响的另外两位行长，欧洲央行主席德拉吉、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同样与“十大”失之交臂。

“超发”争议

10年间也并非一路鲜花。

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大大降低货币购买力的通胀危害，而更多利剑也将通胀的源头归结于“货币超发”，即货币发行量超过真实财富的增长量。

看看外汇储备的数据：2001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为2121亿美元，2011年末则增加到了3.18万亿美元，10年间绝对量增长2.9万亿美元，涨了十倍多；2001年末广义货币（M2）存量15.28万亿人民币，2011年末则达到了85.15万亿人民币。2011年比2001年净增了69.87万亿。

“这不是‘货币超发’是什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认为，中国每年新增的国家外汇储备，全部是央行用基础货币买进来的。按什么价买？汇率是什么价就按什么价。巨量的人民币供应已远高出经济增长的需要。

周小川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在中国，“货币超发”这个说法，接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所谓“非经济发行”的概念。非经济发行指超过实体经济需要量的货币供应，经济发行则指货币供应量正好符合实体经济需求。由于过去中国所统计的实体经济只涵盖物质部门，不包括服务业，所以，随着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及经济快速发展，货币供应量很快就超过当时统计口径的“实体经济”的需要，表现为超经济发行，即所谓“货币超发”。但实际上，货币供应不仅需满足实物经济的需要，还需满足服务业及金融市场的需要。

周小川曾用一段话来总结他在证监会时的岁月：登山讲求实际，因此无论你是走在迂回曲折的路上，抑或能否看到山顶，又或者在哪一点上资源分配是否最优化，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确保你每一步都是向上的，换言之，即你正在改进。

只是不知道，这10年，他又会写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