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金融自由化镜鉴(2)

至于开放速度问题，像放水一样。一点点放水，水压不是很大，但是如果一下子放出来水压就会很大。金融改革道理相同，是比较激进地进行还是比较平稳地进行，两方面结果是不一样的。我想说的是，不管你开放多快，都有人埋怨你，相反也一样。我的建议是比较早地开始，在开始之后慢慢地推进，如果开始太晚了，推进速度就不得不加快。当时韩国就是有点过晚，然后开放得过快。中国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尽早开放，然后在开放的过程中可以掌握节奏慢慢地推进。

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的开放是两个概念，哪个先进行比较好?这个还是要靠自己的判断，如果中国认为自己的金融机构已经很有竞争力，这个时候可以先开放金融产业，这样同外国金融机构竞争的过程中还能进一步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如果认为国内的金融机构很落后，无法跟国外的金融机构竞争的话，金融机构、金融产业和金融服务三者的开放就都要推迟些。

在韩国，受大财阀的影响，金融开放有点滞后，尤其是在放开海外银行在韩国经营业务方面，我认为应该更早一点。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国内金融系统和金融部门要做好一定的前期准备，另外还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放松管制和自由、重组、审慎监管及市场开放与国际化等，这四者之间互相需要，互相制约，放松管制和自由化，还有下边的重组以及审慎的监管，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对流入的资本进行审慎的监管。这四者应该同时进行，这是韩国的经验。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一定要允许重组，要允许一些银行倒闭，让它们意识到危机，而监管者也一定要果断，像外科医生一样对这些国内的“病了”的金融机构和规则进行治疗。金融监管部门需要“残忍的人”，一味的不忍只会导致更大的问题。

另外，导致金融自由化受挫的原因还有金融错配问题，金融错配有很多方面，包括货币错配、期限错配、系统错配和文化错配等系列错配，这些错配问题需要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慢慢解决，一蹴而就的金融自由化是不可取的，是产生危机的根源。

韩国的教训就是中国需要这样做：不要犹豫，不要轻率，尽量融合，这是我们的经验教训，也就是要协调，希望今后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中可以参考这几条。金融改革的问题我强烈建议要实行事先预告制度，然后在之后的过程中逐渐改进。
 

金融自由化与监管关系

李扬：自由化和监管的问题是此次金融危机中讨论最多的，仔细去想一想，这些命题其实混淆了几个关系。人们通常在市场化监管的命题下讨论的是什么呢?讨论的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的时候讨论的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而并不完全是市场化的运行，自由化的市场和监管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之前应该把这几个关系分别理清楚。

在我看来，所谓金融自由化必然包含着加强监管的内容在里面。其实监管是设立一套制度，要求人们去遵守，而多数情况下并不意味着政府去做事，当然在中国的实际背景下，大家一说监管就说监管地位要提高，副部级变成正部级，原来一千人变成一万人，中央到省到市到县，先想的是人员扩大，涉及到审批的面要扩大，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它其实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是政府和企业的问题，绝不是市场和监管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要分别弄清楚。

监管在我们看来就是确定一些市场参与的共同遵守的规则。其实在几个月前美国通过的华尔街改革与法案非常清楚地体现了这个特征，这个法案在没有通过之前，全世界有很多讨论，我注意到中国的讨论和外国的讨论不太一样，中国的讨论很多人是基于中国的实践和理解，大家都认为是国家干预主义的复归，是分业原则的重新确立，是金融市场的地位大大下降，是商业银行重新取得统治地位，当时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调调。但法案通过之后，我们没有看到新设机构，只见到要加强并提高透明度，强调要有适当的能够覆盖风险的准备金，强调风险加权基础上的资本充足率，强调自营业务非常严格地受到管理，要强调你在市场结构中你的交易不能是完全不受大家监控，这个法案的通过让大家了解到，在市场的基础上确立了很多的规则，这就是监管，所以我觉得这个命题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伪命题，市场本身就是要监管的，无非是过去不知道它是怎么运行，现在知道怎么运行了以后确定一个规则，大家遵守这个规则。

郑德龟：自由化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改革，另外一部分是放松管制。但放松管制通常会带来散漫和腐败，这就需要配套的金融监管制度。我需要提醒的一个问题是，金融监管的问题是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之间的矛盾，金融监督方面这两个部门不断地争吵，导致监管部门落后，明明出现了不良，但是监管部门视而不见，最后出现这样的危机，所以说监管部门应该好好负责任。有学识和有道德往往是不残忍的，这样的人从事监管工作往往是不合适的。

亚洲地区面临的金融风险

高海红：从目前的亚洲金融风险来看，主要有三个，一个是所谓的流动性风险，因为现在我们看国际金融形势和国际金融市场，很多人在关注流动性的变化，因为整个全球的央行对危机救助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注入大量的流动性。这样流动性变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引起了风险偏好的变化，这种风险偏好具有很强的心理特征和很强的部门的、市场的甚至跨行的不稳定性。第二个是公共货币的资本化倾向，此倾向不仅仅对金融领域有冲击，对实体经济也会带来破坏性的影响;第三个就是全球安全资产的紧缺问题。大部分东亚国家储备资产是需要管理的，寻求安全资产是一个共同的需求。但是这次危机之后就改变了这样一个安全资产的供求状况，比如说危机前，新兴经济体基本上有一些主权投资基金，他们主要是作为安全资产的需求方，发达经济体的政府部门和私人的大机构主要作为资产的供给方，危机之后这种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很多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加入了需求方的行列。再有一个是全球银行业的监管实际上提高了这种对私人机构提供安全资产的门槛，也就是说高质量的安全资产的供应可能会随之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像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有更多的国家追求有限的安全资产，我想这对于很多东亚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国家是一个挑战。

强化区域合作

金英德：亚洲区内金融合作自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始尝试，但基本上都半途而废。日本提出的建立AMF(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因为美国反对而处于“理想”状态，之后逐渐启动了中日韩三国财长会议等一些合作框架。2000年5月，刚刚经历过金融危机的东盟10个成员国以及中日韩(10+3)财长在泰国清迈共同签署了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即《清迈倡议》。清迈倡议的发起是为了强化本区域防范风险和应对挑战的能力，解决区域内国际收支和短期流动性困难、对现有国际融资安排加以补充是其核心目标。

这次欧元区危机之后，亚洲各方都认为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机制。整个东亚地区的所有外汇储备的总额是6万多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五成左右，大家觉得有必要用好本地区内的盈余资金。

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不透明的汇率运营。怎样运营东亚地区的汇率，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汇率制度，这个在学术界有很多议论，但地区合作当中最敏感的是汇率制度，因为汇率的运营到底怎么操作直接影响到区域安排。汇率怎么操作是东亚方面很重要的话题。当前的第一种可能性是外界所说的共同合作一揽子计划，还有一个是亚洲货币制，单一货币制度等问题，共同一揽子可能是所谓的主要货币、美元、欧元三大货币以外，东亚的13个国家应该共同成立一个货币的一揽子，在一定的范围内为各国汇率变化提供建议。欧债危机表明单一货币应对危机存在很大缺陷，而且要引进单一货币，各个国家的生产要素互相流动，经济水平差不多，对外交易比较开放，交易量比较多，各个方面都一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过早谈论单一货币，我觉得为时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