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结束，也是开始

“跨越自身的边境，就是世界。”

——卡普钦斯基

烽火行者

文/张翠容

如果有人问我，我有否受到哪一位新闻工作者所启蒙?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卡普钦斯基。

这位被视为波兰国宝的记者，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外语的次数，在波兰，可说是仅次于辛波丝卡。而他的写作手法，有人称之为“魔幻新闻主义”。

卡普钦斯基真是国际新闻界一个传奇。他曾经这样说：“我必须要旅行，这是我唯一可以活下去的方式，只有在路上，我的脑筋才会转动，一旦坐下来，我的脑袋就变得一片空白。”

因此，在数十年的记者生涯中，他已经见证过27次革命事件，亦因深入险境报道而四度被判死刑，最后又被他逃脱。

我想，对世界的好奇心会很容易推使一个人当上记者，一旦当上记者，就好像学者追寻学问，都会变得锲而不舍，艰辛磨难在所不计。

一如卡普钦斯基，还有其他的驻外记者，踏尽天涯路，跻身于无数的新闻风暴中心，只担当旁观者，是不是有点不道德?

这个问题经常在我脑海出现，特别是人在旅途之中。“我为什么而来?”当我迷失于旅途上，那是最好的扪心自问。

记得美国知名作家苏珊·桑塔曾在战乱时期多次探访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并在当地上演法国剧作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引来外界议论纷纷，指她太小资情怀，无视当地人的水深火热。

桑塔解释说，由于在数次的探访中，她对于这个饱受蹂躏的城市和她所代表的一切，产生了热切的关怀。

她表示：“我不能再次成为一个目击者，只是会面、探访、怕得发抖、感到勇敢、觉得颓丧、参与令人心酸的谈话、变得更愤怒、体重减轻。如果我再回去，应该是投入去做一些事情。”

因此，桑塔选择了文学和剧场，她相信当地人会因为他们的现实感受被艺术所确认，并以另一种形式呈现，而感到坚强及安慰。

“文化，在任何地方的严肃文化，都是人类尊严的表达。”桑塔如是说。

结果，戈多先生的信差来到萨拉热窝，至于戈多先生，信差重复再重复一个似乎永不兑现的口讯：明天会来吧!台上的表演者听后开始落泪，台下观众默言无语，有人跟着啜泣。剧场外传来了一阵枪击声，坦克在街上隆隆驶过。这幅景象一直如此真实地存在于我的脑海中，作家选择“投入去做一些事情”，那记者又可以做些什么?

此时，我又想到刚在今年年初逝世的希腊电影大师安哲罗普洛斯，他曾向外界表示：“所有的电影都是全新的旅程，每回我动身踏上电影之旅，都学到或看见未亲自接触过的东西。但这些旅程，是穿越历史、穿越地貌，也拥抱从爱欲到仇恨和战争等人类情感的旅程，与电影制作，都应该将我们引领到从未到过的地方。”

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之所以能够触动观众已死的感觉，我想，这是由于人类原本是一个大家庭，拥有共同的感情，艺术让我们更为贴近。

台湾作家陈映真曾对我说，如果想写作有进步，请多看电影。

我认为，无论电影，又或文学，都是记者必修的感性之旅，亦是新闻触角的启发源头。正由于卡普钦斯基、桑塔和安哲罗普洛斯，世界变得不再遥远了。他们把我推上一段又一段的旅程。正如安哲罗普洛斯所说，旅程都应该将我们引领到从未到过的地方，也触及未曾深思的课题。我只希望让读者可以一如亲临现场观察，纵横交错地了解这一个陌生地区的遭遇。

一个记者的任务，也是最重大的任务，就是将消息和其复杂的背景带出去。记者不是医生，也不是工程师，能做到的，就是让人知道，让人思考。

过去世界上有多少个角落发生过暴行，世人一直所知不详。例如当上世纪70年代上千名记者挤于西贡采访越战时，却让隔壁的高棉(柬埔寨)战事偷偷进行;埃塞俄比亚发生严重饥荒之始，只有丁伯利报道，而致令他质问：记者同僚，你们去了哪里?

记者要能跑，也要愿意跑，并要有洞烛先机的本领，这就是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

波兰同行对卡普钦斯基，便经常慨叹：“真要命，不知他现在又到了哪个地方?”

《远东经济评论》的东南亚特派员奈特·谢尔就是在无数坚毅的探索之旅中，让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的下场得以在世人面前大曝光。

对我而言，旅程经常会改变既定的认知，它犹如让我看见灿烂火光之际，也听见其中惨叫呼号的声音，还有火光的背后，原来是一幅国际政治的诡秘图像。

当一位记者拿起笔来报道这一切时，他已不再是旁观者，而是一种“介入”，只是介入的方式不同而已。有些人永远质疑记者的工作，但我相信，记者自有改变世界的角色。而旅程往往让记者在“正常”报道以外，发掘出一些人和事，一些有关在狂暴地挣扎生存过后，等待新生的Unpeople's Story (不被关注的故事 )，正是这些故事，为记者和读者留下一个思考的空间。

原来，一段旅程的终结竟也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

“这趟旅行的开始，我很天真，我不知道答案会否在一个人继续旅行的时候消失，还是随着旅行继续只有更加复杂，而且还有更多的相互关联，及更多的问题。”

——罗柏·卡普兰

作者为香港资深新闻工作者，也是两岸三地、华语媒体中著名的战地女记者，以及知名的国际观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