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中国过坎

如何看待目前的涨薪潮，中国产业升级的路径是什么，中国制造下一步将往何处去，中国现在真的是不需要这些代工企业了吗?在这场腾笼换鸟的产业升级中，如何才能避免“老鸟”走了，“新鸟”没有来的糟糕局面?在这场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之战中，我们要避免的最坏结局是什么?就上述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接受了《中国经营报》记者的专访。

劳动力供求关系将会

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

《中国经营报》：最近一段时间，涨薪潮遍及珠三角、长三角。曾经一直靠低廉劳动力价格为优势的外向型代工企业正面临成本升高的考验。你怎样看待这样的局面?

刘世锦：最近出现的工人停工、跳楼和加薪等事件反映了中国现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发生重要变化。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刘易斯拐点”，说的就是以往农业部门劳动力严重过剩所导致的“无限供给”、工资长期处在低位的格局开始改变。当然，“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有不同看法，我国劳动力总体上供过于求的局面还不能说根本改观，但劳动力供求关系上的变化已经出现，而且会成为一种趋势。对这种变化不能小看，它将会对我国经济基本面带来冲击。

供求关系的变化提高了工人和企业主的谈判能力。记得以前我们访问广东的一些企业，在大门口一大早就排了好长一个队，一问才知道他们都是要来找工作的。那个时候工人提出加薪就很困难，你不愿意干，马上有人顶上来。现在情况大不相同了，门口那个队列已不存在，企业提出不少优惠条件招收工人，还未必能招得到。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后，企业最紧要的解决之道是什么?

刘世锦：过去供求关系对劳动者不利，工资长期偏低，有些“欠账”，现在工资涨了，可以说算是“还账”。目前许多地方都在提高最低工资水平，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企业工资上涨速度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与企业竞争力的维持和提升要相适应。若工资上涨过快，企业和行业的竞争力会受到削弱，从中长期看，对企业和劳动者都是不利的。我们要考虑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在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要素成本上升，以往我们依托的“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步减弱后，如何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推动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这是中国经济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

值得强调的是，这一挑战并非中国所独有的。在工业化历史上，几乎所有踏上工业化征程的经济体在经历了工业化初级阶段，需要通过要素重组形成新竞争力时，都曾遇到结构生产的挑战。有些国家过了这一关，完成了工业化任务，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也有些国家未能过关，经济增长停滞乃至倒退。举个例子，在20世纪初期，阿根廷和德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曾差不多，以后距离就拉开了。所以，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挑战相当严峻，只有通过艰苦努力才可能实现结构升级。

企业迁移要算综合成本

《中国经营报》：一些代工企业无力承受这样的成本升高的挑战，正在考虑向其他地方迁徙。你认为企业现在是否应该立刻进行转移?

刘世锦：事实上，部分劳动力成本占比较高的企业，前几年就开始向内地转移，但并不是都取得了成功。这些企业到内地后，劳动力成本降低了，地方政府提供的土地价格也比较低，还有其他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也发现了问题，企业的配套条件较差，原来在沿海地区是处在一个产业集群之中，上游的原材料供应，下游的产品销售，有大量配套企业，机器设备坏了，维修也很方便。而单个企业转到内地后，这些条件大都不存在了，配套成本上升。此外，那些出口导向的企业，产品运到港口的物流费用也上升了。算个总账，全部成本可能增加了。这里涉及到对沿海地区企业竞争力来源的理解。 这些企业之所以有竞争力，除了劳动力的低成本外，同样重要的(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产业配套条件上的优势。

于是，成功的产业转移在考虑劳动力成本的同时，也要重视产业配套条件。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是生产制成品的企业与相关配套企业同时转移。除了相关企业努力之外，相关地方政府也可以发挥协调作用。尤其是接受转移地区的政府，要把发展产业集群作为接受产业转移的重要条件。

从产业迁出地政府来说，新老产业的转换、升级要有统筹安排。腾“笼”换“鸟”，是“老鸟”先走，再来“新鸟”，还是“老鸟”、“新鸟”共处一段时间，然后换位，要有符合实际的筹划。要防止“老鸟”走了，“新鸟”接不上，笼子反而空了的情况出现。从国际经验看，有些地区要素成本上升后，确实出现了产业衰落的问题。

那些对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太敏感，但对产业配套条件更为依赖的企业，即使工资水平上升，受到一些压力，也轻易不会转到其他地区去。对上升的工资成本，则借助一定幅度的涨价转移出去。而进口这些企业产品的国家，能不能找到对中国产品具有系统替代能力的国家呢?往往是找不到的。找不到就得接受涨价。也就是说，中国产品的低成本优势还是有一个较大的调整空间，在这个空间范围内，中国企业有一定幅度的定价权。

更重要的是形成对产业链的控制能力

《中国经营报》：迁移要考虑的因素太多，很多代工企业老板也左右为难。那么如果留在国内，代工企业面临的产业升级之路应该如何走?

刘世锦：在包括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快速上升的地区，企业大体上有三种选择，一是“向外走”，就是刚才说过的产业转移;二是“向上走”，进行产业升级。既走不出去、又升不上去的企业，就可能被淘汰，这是第三种企业。

如何进行产业升级?一种是进入技术含量、附加价值较高的新产业，比如我们现在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再一种是沿着现有产业链升级。

讲到产业链升级，通常的说法是由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或者说，由著名的“微笑曲线”的底部向两端延伸。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中国企业大都是在“制造”环节，附加价值低。然而，如果深入观察，将会发现最有价值的是那些对整个产业链具有控制能力的环节，这些环节因其稀缺性而具有一定垄断性。这些环节可以是研发、设计能力，供应链、营销渠道和品牌，也可以是大规模的制造能力，还可能是独占的原材料产地。比如，某种葡萄酒闻名于世，主要基于独特的原料产地。在某个技术含量低的行业，大规模制造能力就可能对产业链形成控制能力。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一些企业凭借自身大规模制造优势，反向收购重组研发设计环节，进而对整个产业链形成较强的控制能力，也证实了这个道理。因此，产业链升级，重要的是从行业特性出发，研究并创造条件进入那些关键环节，提高我国企业在产业链中的控制能力。

当然，对相当多的行业，特别是那些劳动密集型行业来说，研发设计、营销渠道、品牌等，仍然是产业链升级的关键环节。然而，是不是所有企业都要做这些事情呢?我在沿海地区看过一些做灯饰的专业镇，一般都是几百个灯饰企业在一起，在这些企业中，能出一两个国内国际的大品牌就很不错了。品牌是要起到标识作用，以降低消费者选择产品时的成本。如果100个灯饰企业有100个品牌，那就不可能降低消费者的识别成本。对一个聚集了100个企业的产业集群来讲，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让所有企业都去创品牌、搞研发设计，有品牌、搞研发搞设计的企业不会太多，可能不超过10个，其他大多数企业还是要搞制造、做配套，它们处在分工协作的产业集群体系之中。从这个产业集群来说，已经实现了自身的产业升级。

中国仍然需要代工企业

《中国经营报》：当在这个升级过程中，政府应该做些什么才能减轻一下企业的负担?

刘世锦：在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重要变化、要素成本上升的大背景下，我们一方面培育创新驱动的新竞争优势，以替代逐步减弱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我国地区发展的差异，延续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优势，并通过产业调整和升级，使这些企业能够重新定位。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当做的事情很多，首先是要鼓励创新，其中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如企业商业模式、内部管理方法、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创新。其次，要放宽准入，鼓励竞争，这是推动创新的必要条件。有一个公平、充分的竞争环境，每个企业、个人内在的创新活力才能激发出来。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36条出台了，关键是要能落到实处。行业重组、节能减排，应当做到对所有者、规模不同的企业一视同仁，把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的环境放在优先位置。

尽管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开始发生变化，但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我们仍将面临很大的就业压力，仍然需要积极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正如前面说过的，即使产业升级了，并不意味着要把代工企业都淘汰掉，只是它们会找到各自新的位置。沿海地区的代工企业相当部分仍然会坚持下来，并在变化后的产业体系中形成新的优势。如果要转移，也应积极创造条件，使之或者转到本地区的欠发达区域，或者转到中西部地区，要让它们尽可能多、尽可能长时间的留在我们中国国内，这也是现阶段我们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中应有之义，对此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责任编辑：杨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