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念白(4)

机遇

此次接见，确实是于会泳的一个重大转折，他对音乐的精通和理解，与江青的想法不谋而合。

1963年上海元旦联欢会上，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倡议，给“革命现代京剧”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此时于会泳已经是造诣深厚的音乐理论家，他强烈希望自己的理论能在“革命现代京剧”中得到充分运用。即将升任“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旗手”的江青对参与“革命现代京剧”的音乐工作者们提出了三个标准：“一是懂现代音乐;二是懂戏曲的规律;三是愿意搞戏曲现代戏音乐创作。”这时的于会泳还在“革命现代京剧”的大门口徘徊、转悠，想进门而不得，江青的这三点要求，简直就像为于会泳量身定做。于会泳的机会来了。

1965年3月6日，符合标准的于会泳一脚跨进了上海“戏改创作小组”，被任命为《海港的早晨》(即后来的《海港》)音乐组组长。召于会泳来是为了搞戏，于会泳的目标也是为了搞戏，但他却从此跳进了中国政治的火坑。

进入戏改小组没几天，他的天赋发挥了强大作用，立刻从前人已有的实践中领会了“戏改”对音乐的要求，很快写下《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发表于1965年3月28日《文汇报》，5月17日又发表了《评郭建光的唱腔音乐设计》。于会泳用自己的作品以及悉心传授征服了演员，更重要的是——他打动了江青。

6月11日，这对于会泳是个重大日子，他不仅被江青接见，并且认了老乡。

此次接见，确实是于会泳的一个重大转折，他对音乐的精通和理解，与江青的想法不谋而合，或者说，于会泳总能准确理解江青的意图，并且应用到剧本中，不久，于会泳成了江青实际上的音乐顾问，他甚至有不经批准就可以直接面见江青的待遇，如此待遇，在上海除张春桥，唯于会泳一人。

在“京剧革命”的道路上，江青越来越倚重于会泳，于会泳升任为“戏改工作小组”的音乐大组长，总管各剧组的音乐设计。而张春桥对这个精通艺术而完全不通权谋的于会泳也从顾忌到放心，把“革命现代戏”的改造工作全部交给了他。

巅峰

九大上，“于会泳”这个名字写进了大会主席团名单，于会泳坐到了主席台位置上。有个成语叫“一步登天”，于会泳做到了。

《奇袭白虎团》海报

《红色娘子军》剧照

浮沉

于会泳对于样板戏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提出了“三突出”理论，这个理论伴随着文革祸害了中国文艺界将近十年，不仅是样板戏的理论，也是文革期间所有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一个基础理论。1968年5月23日，《文汇报》刊登了于会泳的文章《让文艺界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文章中他首次使用了“三突出”的概念，这个理论的具体表达是：“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更让江青心满意足的是，于会泳把这个理论的发明权送给了江青。

由于他在“样板戏”工作中的突出表现，于会泳被“推选”为中共九大代表。有意思的是，那张曾经在革命前辈们看来十分重要的、写给“蒋军兄弟”的纸条，在被我们认为“极左”的张春桥、徐景贤们看来却连屁也算不上一个。这是不是太幽默、太滑稽了?后来，徐景贤把这张纸条从于会泳的档案中抽了出去，而曾经利用这张纸条整过于会泳的人，一下失去了“于会泳是叛徒”的证据，其下场殊为悲惨。于会泳本人没有表达过整治他们的愿望，当时的政治生态也不需要于会泳表达什么，自然会有人去“替官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