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报告：良方还是毒药？

在中国走到改革的十字路口时，把改革的分歧推上台面的却是一个来自美国财经界的大佬。

他叫罗伯特·佐利克。

多年前，曾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他在一场“中国往何处去?”的演讲中，前瞻性地定位美中互为“利益相关者”。

现在，他和他在世界银行的同事们正把关于中国改革的争论推向一个高潮。

然而，围绕这场改革的争议，才刚刚开始。

改革之争

2月28日上午，世界银行位于北京国贸的办公室成为关于中国改革争论的焦点所在。

杜建国—— 一名有备而来的独立学者，闯入佐利克的新闻发布会现场，现场演讲抗议，散发宣传材料，并高呼“世界银行的报告对中国是一剂毒药。”

这位独立学者指出，世界银行报告中建议中国采取的改革措施，如银行私有化并减少监管、国企私有化等，非但不会有益于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反而会造成极大危害。

“改革”这个关键词成为杜建国“单挑”佐利克的起因，并随即引发业界的热烈讨论。

在这场记者会召开的前一天，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名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报告，旨在为中国实现向高收入社会的过渡提供建议。在世界银行给《中国经营报》记者发送的邮件中，标题这样写到——“中国：走向2030年需要调整战略”。

对国有企业和银行进行改革是世界银行给中国开出的最关键“药方”。该报告的第一条建议就是——中国需要进一步重组国有企业部门，破除竞争性行业的垄断和寡头垄断企业。

这剂“药方”不禁让人联想到俄罗斯曾经采取的“休克疗法” 。杜建国在现场对记者说，美国是要用私有化的毒药毁掉中国的经济，中国绝不能重复俄罗斯的老路。

这一言论仿佛一条导火索，各界迅速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改革之路的争论。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对本报记者表示，“完全不同意杜建国的说法与观点，现在‘国进民退’的现象很严重，打破国企垄断，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改革是要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转变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发展经济需要五种资源：货币资源，实物资源(如矿产、能源)，物流资源(如铁路、民航)，信息资源和自然资源等。现在这五种资源都由国家垄断，这就造成社会利润不能平均化，并伴随贪腐、低效率严重，这种状况必须要改革。”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说。

在政府内部，对于此份报告的建议也出现了泾渭分明的态度。据悉，在财政部发文至相关各部委会签时，教育部、卫生部等部委给予报告高度肯定。然而在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国资系统的相关人士则认为，如果贸然放开相关领域，降低准入门槛，反而会给中国经济带来风险。

眼下正当中国改革蹒跚前行之时，佐利克似乎正在扮演外来推进者的角色。

佐利克说，中国须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通过企业、土地、劳动力和金融部门改革，提升民营部门的竞争力，开放市场以促进竞争和创新，确保机会均等，借此促成新的经济增长结构的形成。

这些也正是中国决策层当前正在思考的问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自今年2月以来，在不同场合屡屡提及民营经济破除“玻璃门”，进入垄断行业的必要性。但目前看起来仍是“雷声大，雨点小”，促进民间投资的“新36条”相关落实细则至今仍未出台。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新大陆(000997)科技集团总裁王晶对本报记者说：“中国经济未来30年的可持续发展要靠科技和改革，科技创新必须依靠高科技民营企业，但是目前企业的经营环境出现恶化的迹象，必须从投融资体制上进行改革。”

面对这份报告所产生的争议，佐利克不失风度地说：“不能期望中国发生大爆炸式的改革。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改革历史来看，循序渐进一直是中国政府所采用的方式。”

这位长期游走于世界政坛的美国人直言，中国新的改革过程会像上一轮一样，先从地方开始，然后再行推广。而此次世界银行报告的前瞻时间为2030年，周期还很长，但改革的先后顺序取决于中国决策层自己的判断。

“改革的主动权在中国，决策由中国自己做出。”佐利克说。

呼唤顶层设计

在18个月前，世界银行构想了这一中长期研究课题，并得到了国务院高层的批示，最终由财政部牵头， 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合作完成了报告。

这份报告列举理由，建议中国采取新的发展战略，调整政府和市场、民营部门以及社会的作用。

同时，该报告也提出了中国应对未来二十年所面临风险的措施建议。这些风险包括短期内出现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人数减少、不平等程度上升、环境压力和外部失衡构成的挑战。

佐利克强调说：“中国领导人已认识到，中国的增长模式在过去 30 年非常成功，但需要加以改变以适应新的挑战。”

报告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出六大战略方向：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加快开放型创新步伐;推进绿色发展，变环境压力为绿色增长，使之成为发展的动力;增进机会均等，扩大面向全民的卫生、教育和就业服务;加强国内财政体系及其现代化;将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与国际经济变化联系起来，与世界各国建立互利共赢关系。

一份对于未来中国改革和发展战略的报告却出自于一家国际机构颇耐人寻味。事实上，这也正反映出中国改革目前的尴尬局面。

“缺乏顶层设计、难以达成共识、改革动力不足，这些都显示改革正进入‘深水区’， 利益集团的形成，使得单纯依靠国内的力量已难以推进深层次改革，这也是国际机构参与研究中国改革议题的大背景。”一位接近高层的智囊对本报记者说。

“事实上，在中国改革进程中，关键节点上都会有外界力量的出现，如‘巴山轮会议’和‘莫干山会议’，许多国际研究机构和外国学者参与其中讨论，推动了中国改革的进程。”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经济学家庄健说。

1985年9月初，在一艘名为“巴山轮”的客轮上召开了一次“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有60多位中外重要经济学家和官员参加。这次由当时的国家体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主办的会议对经济制度分类、宏观经济管理、货币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使中国政府高层官员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框架、宏观政策目标及其实现途径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给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了有充分科学依据的结论 。“巴山轮会议”的相关建议也成为之后中国改革的重要坐标。

而在1984年由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在莫干山发起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拿出了七份务实的解决方案，提出的“价格改革两种思路”为决策层提供了改革参照。

“亚开行也正在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合作撰写一份关于2030年中国战略研究的报告，预计在今年年中发布。其中，关于改革的研究和建议会在报告中占有相当的分量。”庄健说。

在中金公司董事长李剑阁看来，中国大约每十年会出现一个较为系统的改革文件，如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都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

“‘十二五’总体规划关于改革本身的规划并不具体，预计2013年也会有一个系统性改革文件出台。”他说。

但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已经首次提出“改革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的概念。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希望即将召开的“十八大” 重新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目标，更寄望下一次召开的三中全会出台一个详细的改革实施方案。

“目前改革的难点正在于顶层设计。”庄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