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跨国收购案：何时能真正发生？

2010年底时我作出预测，2011年将迎来中国与美国、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跨国并购潮。我并不是唯一持此观点的人，大家都认为，伴随着资金充裕的中国公司在海外搜寻新的科技和市场，2011年跨国并购案的数量将出现大幅上升，很多投资银行家、律师和会计师都摩拳擦掌。遗憾的是，我们最终都有点失望。

本周在底特律举行的2012世界汽车业新闻大会（Automotive News World Congress）上，位于底特律郊区的投资银行FINNEA Group的CEO 蒂姆 莱利特（Tim Leuliette ）告诉听众，去年5月，中国中央政府划拨600万美元用于收购美国实业资产。“中国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需要获得专业知识以发展经济，莱利特在中国话题的小组讨论会上表示（我也参加了这个讨论会），“他们想把（贸易顺差）转换成硬资产。”他补充说。

我对莱利特所言有点惊讶 这似乎与中国实际运作方式相悖，但假设他是正确的，那么那些交易都上哪儿了？这也是我们小组讨论的主持人想知道的问题，“那些钱呢？”他问。

来自中国的买家迟迟不肯一头扎进海外收购有几个原因。

首先，中国的CEO们在考虑外国业务时格外谨慎。尽管他们知道如何在中国做生意，并愿意在那里承担大多数西方国家CEO甚至都不愿考虑的风险，但他们对进军增长缓慢的经济体，与工会、西方管理人员和员工进行谈判，以及在海外运营公司所需要对付的其他一大堆问题都有所疑虑。全球金融危机和正在上演的欧债危机更是加重了这些担忧。

其次，鉴于很少有中国公司成功收购海外企业或将走完收购流程，中国的CEO们没有学习他人经验的奢侈机会。

第三，中国企业很难跟上投资银行家们销售西方企业时通常所用的拍卖流程的节奏。在非常短的时限内审核、分析和吸收大量新信息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一位芝加哥的CEO若要去会见一家圣路易斯（St. Louis）公司的管理层，行程安排将非常容易，但对中国CEO来说，路途就更遥远了，而且所必须的签证手续使紧急行程安排变成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第四，使交易通过必要的批准，或将人民币转换成硬通货，将会很费时而且繁琐。

最后，经过六个月的“相互了解”后就购买一家公司，这与中国CEO的理念背道而驰。在中国，关系是长期建立起来的，重要交易很少是在刚认识几个月的双方之间达成的。

克服这些挑战的困难性，损害了中国潜在收购者在海外投资银行家和公司所有者中的名声，这又给他们造成了新的挑战。

例如，中国第二大食品公司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Bright Food Group Co.），就因其收购提议屡次流产而名声在外。在过去的两年中，光明食品就与总部设在英国的联合饼干公司（United Biscuits）和美国保健营养品零售商GNC进行了谈判，后又撤回了已经宣布的计划。还有其他失败的收购尝试，如在2011年竞购法国酸奶制造商优诺（Yoplait）股权时，光明食品就输给了通用磨坊公司（General Mills Inc.）；2010年在竞购CSR Ltd.的糖业分支时又不敌新加坡丰益国际有限公司（Wilmar International Ltd.）。

此外，中国的鑫茂集团放弃了以10亿欧元（合13亿美元）收购荷兰电缆制造商特雷卡（Draka）的提议；2005年由于美国政界的反对，中海油（CNOOC）收购优尼科（Unocal）未果；2006年青岛海尔尝试收购美国家电生产商梅泰克（May tag）失败；2010年，默默无闻的重型机械制造商四川腾中重工机械欲从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收购悍马（Hummer）品牌，但没有获得中国监管部门的批准。这些例子都可以用来证明来自中国公司的收购不可靠。

在最近的一桩案例中，拥有2,000名员工、在六个国家拥有生产设施的加拿大排气歧管制造商威斯卡特工业公司（Wescast Industries Inc.）最近表示，它与中国四川博宏实业有限公司的谅解备忘录（MOU）于2011年12月31日“自动”终止，因为博宏仍然没有从其预期的融资银行、政府控制的中国开发银行获得融资承诺书。2011年9月6日，博宏在一份《谅解备忘录》中同意为一项估值刚刚超过2亿美元的买卖支付每股13.60美元的收购价。但就在两周后，威斯卡特透露，博宏未能在备忘录中规定的9月19日截止期限前准备好所需的200万美元预定金。

海外收购对于最老到的公司来说都很困难，何况中国企业都是这个游戏中的新手。与此同时，不断重复的交易失败使得西方银行家和企业所有人对来自中国的竞购越来越持怀疑态度。西方企业所有者避免此类困境的最好方法是，在进行深入谈判之前，对潜在的中国收购方作一番深入的了解。中国企业，无论是私营还是国有，都形态各异。在这些跨国兼并案的初期，了解哪些企业有能力完成收购尤为重要。